Anthropic上市首日:1.5万亿美元估值背后,50.1%投票权归谁
来源:36氪 | 原文链接 https://www.36kr.com/p/4076048235008899 | 发布日期:2026-11-19
Anthropic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ANT。此前,这家 Claude 大模型的开发商将发行价定在 83 美元,超过原定 70 至 78 美元的区间。按照发行后的股本计算,公司估值达到约 1.5 万亿美元,IPO 募资规模也创下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纪录。
市场的热情相当直接。此前的机构认购订单一度达到发行规模的六倍左右,部分报道甚至显示接近七倍。
如果只看资本市场给出的数字,Anthropic 无疑是这个时代最耀眼的科技公司之一。它不仅代表了生成式 AI 商业化的一个高峰,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公司开始以互联网巨头乃至传统能源巨头都难以想象的速度,重新定义资本市场的估值边界。
但在这场盛大的上市仪式背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投资者认真思考:一家把 AI 安全和人类长期利益写进公司使命的企业,究竟能否在资本、权力和商业利益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Anthropic 过去几年的发展经历,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相当复杂的答案。
从百度到 OpenAI:Dario Amodei 真正相信的是规模法则
要理解 Anthropic,首先需要理解它的创始人 Dario Amodei。
很多人把 Anthropic 的故事理解为一群 AI 安全理想主义者离开 OpenAI、另起炉灶的故事。但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推,就会发现这家公司的技术基因,实际上来自一套非常现实的工程主义逻辑。
2014 年,Amodei 进入百度美国研究团队,参与当时深度学习相关研究。在 Andrew Ng 等人的技术环境中,他逐渐认识到一个后来改变整个 AI 行业的规律:当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规模不断扩大时,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可能出现超出传统预期的跃升。
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讨论的规模法则。
堆数据、堆参数、堆算力,模型能力随规模增长而提升。
这套逻辑后来成为 GPT 系列模型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Amodei 在 2016 年加入 OpenAI,成为其核心研究人员之一,参与 GPT-2、GPT-3 等模型研发,也参与推动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
从技术履历看,他不是一个只谈安全、不懂商业和工程的人。恰恰相反,他深刻理解大模型的技术路线,也知道要在这场竞赛中胜出,需要怎样的资源投入。
问题在于,他与 OpenAI 管理层对这套技术应该由谁掌握、应该以什么速度商业化,以及安全原则应该拥有多大决策权,逐渐产生了分歧。
2020 年 12 月,Dario 和妹妹 Daniela Amodei,以及五位共同创始人离开 OpenAI,随后创立 Anthropic。这七个人构成了 Anthropic 最初的创业班底。
这次离开,当然不能简单解释为一次个人权力斗争。Daniela 在后来接受斯坦福商学院采访时,将其解释为团队希望建立一家真正把 AI 安全与责任放在组织核心位置的公司。
但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当时的 OpenAI 已经逐渐走向商业化,GPT 技术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高,研究方向、组织权力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
Anthropic 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它既是 OpenAI 技术路线的重要继承者,也是对 OpenAI 治理方式的一种反叛。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它此后发展的基本矛盾。
理想主义的另一面:资本、关系与权力网络
一家 AI 公司要实现所谓安全研究,首先必须活下来。而在大模型时代,活下来意味着巨额资金、算力资源、芯片供应和云计算合同。
Anthropic 早期融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故事。
首先是 FTX。2021 年,Sam Bankman-Fried 旗下的 Alameda Research 向 Anthropic 投资约 5 亿美元,当时公司估值仅约 40 亿美元。这笔投资后来成为科技投资史上极具戏剧性的案例。随着 Anthropic 上市,假如这笔股权一直保留,理论价值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但实际上,FTX 破产后,这部分股权已经在 2024 年以约 13 亿美元出售,用于偿还债权人。
这笔投资背后还有一层值得关注的联系:Bankman-Fried 长期参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而 Anthropic 强调 AI 安全与人类长期利益的理念,与当时这套思想体系存在交集。
其次是 Eric Schmidt。这位谷歌前 CEO 后来成为 Anthropic 的重要早期投资者。根据媒体报道,Schmidt 与 Amodei 的联系,最初来自 Cami Clark 的介绍,Clark 后来成为 Amodei 的妻子。Schmidt 在 2021 年 Anthropic 早期融资阶段参与投资。随着公司估值快速攀升,这笔早期投资的账面回报也变得惊人。
这些故事说明,硅谷的资本网络并不只是冷冰冰的机构投资。技术人才、私人关系、投资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对未来技术方向的共同判断,都可能决定一家创业公司的早期命运。
但必须区分正常的关系网络与公司治理问题。Dario 与 Daniela 是兄妹,Daniela 担任 Anthropic 总裁并兼任董事会主席,这是公开的管理架构。不能因为两人是亲属,就直接认定公司存在利益输送。至于网络上流传的所谓妹夫担任安全负责人的说法,目前没有足够可靠的公开证据支持,不宜当作事实。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 Anthropic 如何把资本、战略合作伙伴和创始团队的权力安排在同一个治理体系中。
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巨头不仅是投资者,也与 Anthropic 形成了深度的云计算和基础设施合作关系。根据招股文件,公司已经签下规模极其庞大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承诺。它需要巨头提供算力,巨头则通过投资和长期采购合同,获得一个重要的 AI 生态入口。
这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商业关系。但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当投资者同时是供应商、云计算平台和战略合作伙伴时,Anthropic 究竟有多大的独立性?一家宣称要独立判断 AI 发展方向的公司,能否在商业上真正独立于那些为它提供生存资源的巨头?
50.1% 的投票权:谁来监督价值观的守护者?
如果说早期融资故事还只是硅谷创业生态的常见现象,那么 Anthropic 的 IPO 治理结构,才是这次上市最值得仔细研究的部分。
按照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招股文件,Anthropic 采用了多层次的股份与治理安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Class F 股。
这是一股特殊的创始人股份,由创始人设立的 Founder LLC 持有。Dario、Daniela 以及另外五位联合创始人是该实体的初始成员。这股股票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经济权益,却拥有相当于公司总投票权 50.1% 的表决权。
更重要的是,招股文件明确规定,Class F 的投票权将维持在总投票权的 50.1%。即使公司未来继续发行 Class A 或者 Class N 股份,也不会因此稀释这部分投票权。
与此同时,Anthropic 还设立了 Long-Term Benefit Trust,即长期利益信托。信托通过 Class T 股选任董事会中的特别董事,这些董事将占董事会多数。
换句话说,Anthropic 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由公众股东通过资本比例决定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它实际上建立了两套相互交织的权力体系:创始团队通过 Class F 保留股东层面的绝对投票优势,长期利益信托则在董事会层面掌握重要权力。
这种设计有其合理性。AI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极其复杂的长期风险。如果公司每个季度都必须向资本市场交代短期利润,管理层可能被迫牺牲长期安全投入。通过特殊治理结构,创始团队可以避免短期资本压力过度影响技术路线。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创始人拥有长期不被稀释的控制权,谁来监督创始人?如果公众股东无法通过正常的股东表决改变公司战略,那么他们购买的究竟是公司的经济利益,还是对创始团队价值观的一种信任?
Anthropic 的长期利益信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信托本身也需要面对独立性、问责机制和实际决策能力的考验。
理想主义的治理结构,不意味着治理问题自动消失。尤其当一家公司的估值达到 1.5 万亿美元时,创始团队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可能影响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本利益。
五角大楼事件:坚持原则,还是失去市场?
如果说公司治理是 Anthropic 内部的矛盾,那么它与美国国防部门的冲突,则把这种矛盾推到了现实世界。
2026 年,Anthropic 与美国国防部门围绕 Claude 的军事用途发生严重分歧。争议的核心并不是公司是否愿意为美国政府提供 AI 服务,而是它是否愿意取消两项明确的限制: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系统,以及对美国民众的大规模监控。
五角大楼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合法用途授权。Anthropic 则坚持保留这两条红线。
从公司的角度看,这并不难理解。Anthropic 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先进 AI 不能仅仅因为技术上能够实现,就被允许用于所有场景。尤其是自主致命武器,一旦系统在缺乏有效人类控制的情况下作出生死决策,其责任归属和风险控制都将成为重大问题。
但美国政府的逻辑同样现实。军方认为,既然是合法的军事行动,政府就不应该让一家私人技术公司通过产品限制决定国家可以使用什么工具。
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根据 2026 年 9 月 25 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公布的判决,国防部门将 Anthropic 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决定获得法院支持。法院认为,Anthropic 对 AI 用途设置的限制可能构成供应链安全风险,并驳回了公司的相关挑战。
这件事情最具戏剧性的地方在于:Anthropic 最初正是因为不愿意让商业利益凌驾于 AI 安全之上,才从 OpenAI 出走。如今,当它真正把这种原则落实到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合同中,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另一套更加庞大的权力体系。
它可以制定自己的 AI 伦理规则,却不能保证政府一定接受这些规则。它可以拒绝某些商业合同,却无法要求国家安全体系按照一家私人公司的价值观运行。
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 AI 时代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现实问题:当人工智能成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时,技术公司的伦理边界究竟应该由谁决定?
真正的考验,不是估值
Anthropic 上市,意味着它已经从一家由研究人员创立的 AI 实验室,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商业组织之一。
它的商业成绩确实令人惊叹。Claude 在编程、企业应用和复杂知识工作领域建立了竞争优势。公司收入快速增长,市场对其未来商业化能力也给予了极高预期。
但资本市场的数字背后,还有另外一组数字。根据招股文件披露,Anthropic 的收入规模正在快速扩大,但其算力、云计算和基础设施承诺也已经达到惊人的规模。更新后的招股资料显示,公司未来算力与基础设施相关承诺接近 9000 亿美元。
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可能只靠理想主义运行。它必须不断扩大客户规模,不断获得算力,不断推出更强的模型,还必须向投资者证明,这些投入最终可以转化为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原则会不会成为商业竞争的成本?当竞争对手愿意放宽模型使用限制,Anthropic 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边界?当大型云服务商要求更大规模的商业合作,公司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判断?当美国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创始团队是否愿意承担拒绝的代价?
这些才是 Anthropic 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围绕英伟达及其创始人黄仁勋的相关媒体报道,市场上存在一些关于 Anthropic 向媒体提供信息、影响舆论的猜测。但截至目前,缺乏足以证实 Anthropic 存在系统性操纵媒体、专门针对黄仁勋实施舆论攻击的可靠公开证据。这类说法不能与已经有法院文件和招股书支持的事实混为一谈。对于一家以透明和责任为价值观的公司,媒体关系本身同样应该接受公众审视。
Anthropic 并不是一家完美的公司,OpenAI 也不是。两家公司最初的分歧,曾经代表了 AI 行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两种理解。但今天,它们都已经进入巨额资本、商业竞争和国家战略交织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Anthropic 上市不仅是一个 AI 公司的资本事件,也是一个关于技术理想如何面对现实利益的商业样本。
一家企业可以在成立之初宣布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把安全写进章程,可以设计复杂的信托制度,也可以拒绝某些看起来利润丰厚的合同。
但真正的价值观,从来不是写在公司官网上的一句话。它是在利益冲突发生时,仍然愿意付出代价去坚持的东西。
Anthropic 已经用自己的技术证明,它有能力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玩家。接下来,它需要向市场证明另一件事:当它拥有 1.5 万亿美元的估值、庞大的商业利益和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时,它是否还能够保持那个当初离开 OpenAI 时所相信的自己?
这或许才是决定 Anthropic 究竟能走多远的真正变量。